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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来源:浙江文物网  作者:刘斌  2006-05-23
  良渚遗址自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现以来,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许许多多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而今已经闻名于世界,尤其是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如今国家博物馆在北京举办良渚文化精品展览,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走进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太湖之滨的先民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文化创造,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将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这一文化,现将良渚文化的认识过程和研究现状,介绍如下:
一、发现与命名
  l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余杭良渚一带发掘了良渚棋盘坟、荀山周围以及长命桥钟家村等遗址,同时调查获知的遗址有十余处之多,出土了大量的黑陶与石器,并撰写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从而成为良渚文化研究的发端。
    施听更先生对良渚遗址的发掘,是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黄河流域所取得成果的影响下进行的,是近代考古学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次成功尝试。当时在黄河流域已建立起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东、西两大文化对峙的学说。在传播论与黄河中心论旧史观的影响下,良渚一带所发现的黑陶,就自然被归入了东、西对峙的两大文化之列,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1936年以后,由于战争的爆发,这一地区的考古也像全国一样处于停滞状态。直至20世纪50 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使考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开始了大量积累材料的阶段。
    1953年浙江发掘了杭州老和山遗址。
    1954年江苏发掘了吴锡仙蠡墩遗址。
    同时江苏省l951年发掘了淮安青莲岗遗址,1955年发掘了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发掘,使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东南地区文化的土著性,于是在l956年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命名,从而为从思想上冲破传播论的束缚打下了基础。这对良渚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一个促进。
    l956年和l958年,浙江省对吴兴钱山漾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该遗址中区分出了包含几何印纹陶和不包含几何印纹陶的上下两种文化堆积。对认识良渚诸文化的内涵及从时代上探讨这一地区黑陶与几何印纹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开始从特征上对这一文化的内涵进行总结,注意到了“他处所未见”的“鱼鳍形鼎足”,“特殊的三角形石刀”等“自己的特点”。钱出漾遗址下层所发现的木桨、竹编、丝麻织品以及水稻等农作物种籽,也大大地丰富了这一文化的内容,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
    钱山漾遗址发掘之后,在浙江吴兴邱城,杭州水田畈;上海马桥,青浦崧泽,松江广富林;江苏苏州越城,吴江梅堰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发掘,无论在地层堆积序列上,还是文化遗物上,都大大丰富了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研究者们抛开黑陶这种简单而笼统的概念,开始从器物特点及组合上总结出如鱼鳍形足鼎、发达的圈足器、表面易脱落的黑皮陶、穿孔石钺(斧)、三角形石刀、石耘田器、有段石锛以及精致的玉器等这些与山东龙山文化不同的特点。于是1959年夏鼐先生把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主要包含黑陶的这种文化,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从而开始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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