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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字关连古物的历史信息

来源:杭州日报  2017-11-09

    秦并六国,那是血与火的杀伐,按理说是弯弓大刀,粗犷霸悍,异想天开,自说自话又不可一世;但看秦文字,却是极理性而冷静,排比整饬,规行矩步,四维方正,毫无楚金文的纵肆之象。最近在研究简牍文化,以战国简为最早形态,年代既早,比汉简则瑰丽神奇。又在战国简牍中,分秦简与楚简两大系。楚简涉湘鄂徽苏诸地;而秦简则是中原以西即今陕甘一带。两相比较,楚简之恣肆畅达,远非秦简厚重笃实所可比。

    秦文字的流存形式

    即使是秦,文字的变迁也大有讲究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金石文字,从石刻《石鼓文》(即籀文)开始,走向《泰山刻石》《琅玡刻石》《会稽刻石》《峄山“碑”》,是一个十分清晰的脉络。过去我们归纳秦诸刻石,都叫“刻石”而不叫“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成熟的“碑制”。“碑”是东汉以后才有的制度。西汉就没有,秦始皇时更没有、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秦国尤其没有。所以从《石鼓文》《泰山》《瑯琊》《会稽》《峄山》当然都叫刻石。那为什么《峄山》又叫碑呢?因为《峄山碑》早毁,今存者是宋初徐鉉摹刻;既出于千年以后的北宋,当然叫“碑”无妨了。但古来却没有叫“泰山碑”“瑯琊碑”“会稽山碑”的;同为秦书,有此差别,就是这个道理。

    秦的金文构成也很复杂。先秦著名的青铜器有秦景公《秦公簋》(公元前770)、又有秦孝公(公元前352)《秦铜方升》;秦始皇时有《秦诏版》《秦权秦量》等等著名古物。1931年容庚有《秦金文录》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石印线装本一册,收罗资料甚详,可以参考。但其中的关键差异是在于:战国西秦地域多用籀文,而到秦始皇“书同文”后则铸造多用小篆,在字体表达方面,两者虽同名“秦”;战国先秦与统一六国之秦的大小篆文字应用方法体式,在学界看来还是差别甚大。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还有秦官印私印文字、秦封泥;秦半两圜钱、秦瓦当文字,以及秦方铜方升等诸权、量、衡文字。当然还有我刚才提及的简牍文字:从战国秦简到秦始皇时的秦简。它们的文字应用也都带有明显西域的地方色彩和文字特征。如果说楚系文字包括吴楚金文等等在内的南方系战国文字,有神怪诡异、飞扬跋扈、瑰丽奇变、不循故常之概;那么秦文字作为上承周王朝正宗命脉的权威象征和正统形象,它让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事关规范、法则、秩序的稳定而崇高的审美价值观。秦印与战国古玺的对比是如此,秦简与楚简的对比更是如此。尤其是先秦时代最典型的《秦公簋》和《秦铜方升》,更说明了西秦文化文字的着力所在。

    《秦公簋》:活字板的先声

    关于《秦公簋》的成器年代,应该在春秋秦景公之时,属于秦公之祭器。但也有诸说不同:马叙伦主秦文公物,王国维主秦德公物,冯恕主秦宣公物,罗振玉主秦穆公物、郭沫若主秦景公物。还有主庄公襄公共公哀公之物的,证明它汇聚了近代著名学者专家的眼光。又同名有两簋,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藏。最有特征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簋,其104字长篇铭文,竟是由印模打钤后铸成。于是每字有框格,尤其是簋铭的陶泥活字铸铭工艺,比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早了1810年;“印刷”虽未必,但开创了活字板的先声却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独特现象,在庞大的青铜器世界中唯此一例。而活字字体的形貌,与秦《石鼓文》基本一致。

    秦文字的集中表现还在于战国秦印系列。首先,是战国秦时有各色玺印。秦印方者多有田字格,四字分布四格,十分均匀,排比平行,纵横有象,其文字全类《秦公簋》字体。又有一种“半通印”,长方形印面,上下两格分布,应该是田字格方印的长方印版或曰简版。另外,当时还未到统一六国之时,故而印制也未定型。而一到秦始皇时代,“玺”成了皇帝专用御印的称谓;所谓的鸟虫篆“传国御玺”当然是极不靠谱,但沙孟海先生著《印学史》中,收有“皇帝信玺”封泥拓本,却是当时的实物留存,甚是可信。又今存有大量秦官印,其中的文字形态,与《秦公簋》也如出一辙。

    衡量器上的秦文字

    最有意思的是秦铜方升和秦权、秦量、秦诏版。都是度量衡即秦时标准化了的尺寸、秤重、平准之标器,“秦权秦量”司职秤重衡准,其上多有篆字铭文,更有“秦诏版”文字,皆是秦体文字,从战国秦籀文到秦小篆,体现出西秦文字上承周室的传统脉络。

    关于《秦铜方升》,本为官方颁行的标准量器亦即“秦量”之属。与诏版、“秦权”乃是始皇帝或秦二世时物不同,《秦铜方升》为战国时秦孝公商鞅变法时之物。该方升今藏上海博物馆,呈上大下窄梯形,并有长圆柄,为斗之十分之一。升壁上有铭文“重泉”二字,左壁上有长文:“十八年,齐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商鞅于十年被封为“大良造”,又孝公十二年建咸阳为都,推行变法包括“平斗桶权衡丈尺”;更以此统一标准而“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收税作准备,这些记载均见于《史记·商君列传》。统一衡器量器,正为赋税征收之必须也。《秦铜方升》升壁上的三十余字,亦正是秦籀文字;而与秦印玺、秦诏版及秦之青铜器如敦、钟、戈、矛、壶上之铭文为同一脉系,完全可以作为秦文字在当时被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见证。

    花样百出的瓦当文

    最后,关于秦文字的应用话题,还有一个大的领域不可不提,即陶文瓦当。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仅仅前殿,就已经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几乎是跨城建宫的超大规模。且秦始皇自言“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此浩大的宫殿,使用瓦当数以亿万计,上亦有文字为秦篆:如“北司”“千右”“左宫”“右宫”“宫甲”;更有绳纹、布纹、云纹瓦当不计其数。其中最精彩的当推秦始皇陵出土的夔纹大瓦当,直径达61厘米,纹样之精美,直逼青铜器之精工细作水平。

    史传项羽自巨鹿之战后“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昔人皆以为这被烧成焦土的就是阿房宫,乃至唐代诗人杜牧亦有《阿房宫赋》,述此十分铿锵有力:“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以今天的考古发掘论之,阿房宫遗址并无火烧痕迹。故当年项羽“楚人一炬”的,或许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也未可知。宫殿虽因“一炬”而成焦土;但散落各处的瓦当,尤其是瓦当上的秦文字即籀篆之体,却还在诉说着当年的战国先秦变法图强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其兴也勃焉”、而二世暴政短短十五年即灭国失邦的“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故事——天道轮回,能无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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