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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申遗成功意味着我们肩头责任更重

来源:都市快报  作者:陈奕   2014-06-25

    张书恒,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全程参与这次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是运河申遗专家组成员之一。

    昨天上午,在全城静候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好消息时,我敲开了张书恒位于浙江省考古所的办公室。她从满屋的书籍中抬起头,短发,声音温和地接受了专访。

    浙东运河为什么也列入?

    对大运河申遗,最先引起重视的是京杭大运河,后来隋唐运河也进入专家们的视线。

    隋唐运河是隋炀帝杨广挖掘的,以洛阳为中心,包括了通济渠、永济渠等早期的运河,虽然目前有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遗存情况复杂,但对于它的价值,没有人怀疑,大家都认为它对于隋唐时期中国的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浙东运河为什么也被列入呢?

    “事实上,浙东运河对于中国的运河发展史、漕运制度的研究、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张书恒说。

    浙东运河联通浙东腹地,当时富饶的浙东平原的物产通过它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杭州,再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和其他城市。因此,沟通了运河、钱塘江和浙东运河的杭州,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运枢纽城市,漕粮收集、转运量很大,在运河沿线城市中地位重要。

    除了北上,因为浙东运河的存在,很多船只还可以“南下”。譬如,万一遇上旱灾,那么运输漕粮的船只就可以通过浙东运河,走宁波港,通过“海运”到天津港转运京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大运河申遗和西湖申遗

    有什么不同?

    2011年,杭州西湖申遗成功。时隔3年,大运河再次荣膺。两者有什么异同?

    张书恒说,西湖和大运河虽然都是文化遗产,但各有独特的遗产价值,反映了文化遗产的不同类型。

    大运河见证了中国漕运史,还代表了工业革命之前水利工程的最高水平。所以,大运河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漕运制度。

    而西湖,是一种文化景观,体现了东方士大夫的哲学观念,是人对自然的雕琢、和谐共生的典范。

    对于西湖申遗和大运河申遗的不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王喆曾作过比较——

    “西湖申遗时,我们需要费力地让西方人理解,什么是‘天人合一’,什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出世和入世中进退两难的人生……而中国大运河长久的历史、巨大的规模、重要的作用,就不存在这样的难题。”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希望能寻找到同类遗产,可确实找不到。”王喆说,之前,世界上共有7条运河申遗成功,分别是法国米迪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比利时的中央运河、阿曼的阿夫拉贾灌溉体系、英国的旁特斯沃泰水道桥与运河、伊朗的舒希达历史水利系统。

    它们在历史、长度和功能等方面,与中国大运河大不相同,其中一大部分是工业革命后的遗产。

    运河申遗成功 是水到渠成的事

    运河申遗的成功,在张书恒看来,是长期艰苦努力、水到渠成的事。

    “通过申遗,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的历史作用与遗产价值得到确认,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肯定。沿线城市的文脉与生态环境也得到进一步提升,重要的是,通过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城市的知名度与文化软实力得到提升,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

    “但是,我们在陶醉在世界文化遗产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肩头的重任,就是按照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要求保护、守望、传承好大运河这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后,这份责任更加重。事实上,当我们递交申遗报告的同时,就已经向国际社会做出了一份郑重承诺。”

    张书恒说,一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就得遵守世界遗产保护的规则,“这对杭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是一件好事,有利于促进我们的遗产保护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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