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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建设中的地下文物保护——以临安市为例

来源:浙江文物网 作者:陶初阳 时间:2017-01-17

  地下文物的保护历来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但和地上文物尤其是被各级政府明令保护的文物保护单位相比,地下文物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更强,对不法分子的诱惑更大,且因没有既定的保护目标,对文物行政部门、业务部门的管理、保护要求也更高。作为基层文物保护机构,县级文物业务部门一般没有考古所、文保所的细化分工,队伍的专业、素质整体偏弱,由于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人员执业水平、保护机构级别低等原因,在县一级的地下文物保护方面面临着较大压力。更关键的是,因城市化建设方兴未艾,相关基建开发对文物造成破坏的形势十分严峻。鉴于建国初期明神宗定陵发掘导致大量文物无法科学保存的惨痛教训,如今考古原则上一般不主动发掘,以待理解认知的加深和科技保护手段的进步。但随着城乡建设的日新月异,不少地下文物不得不面临着问世的问题。以笔者所在临安市文物馆为例,自1984年单位建制以来,几代文物工作者为了地下文物的有效保护而不断努力:2000年之前,相关工作以重大考古发现为主,2000年之后则基本是为配合大型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考古工作量急剧增加。临安市文物部门全力配合省、市文物专业技术部门,从推土机下抢救出了一批珍贵文物。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文物工作者也面临着疲于应付各种突发情况的困境与无奈。

  一、考古发掘的实际概况

  2015年,临安市文物部门两次赴某电线“上改下”施工现场,抢救性发掘古墓葬三座,出土了宋代韩瓶、青釉碗、纪年铜钱、明代青花瓷等十余件(组)多为整器的文物,与镇、村领导及施工队负责人进行了多轮交涉,调整了工程设计方案,原址保护了明清时期的古墓葬二十余座;并根据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要求,历时近两个月,配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了临安市文物保护点——青山湖街道洞霄宫遗址的地面遗存调查,努力改变“考古铲赶不上挖掘机”的局面。作为参与者之一,笔者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考古发掘(主要是抢救性)能否顺利开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地项目的级别、工程进度及当地领导的态度,若是省、市级重点项目,文物部门要介入就会面临一定难度。而一些领导对文物考古工作的流程和要求不够了解,在得知发现地下文物后,为了扩大自身知名度,一面告知文物业务部门,一面又兴冲冲地联系新闻媒体进行采访;但得知考古发掘过程不允许跟踪报道,且可能会影响项目完成时限后,态度就会出现较大转变,由欢迎转为应付。刚才提到的电线“上改下”工程涉及地块施工方案最后得以调整,只是文物部门和地方政府、建设单位协调成功的个案,不少在基本建设中发现的考古现场则没有这么幸运。

  主动性文物调查虽有当地领导的支持和相对充裕的时间,但民众的态度也不容忽视。譬如洞霄宫遗址调查时,由于区块位于临安市、余杭区交界且有征地拆迁的可能,而两地的征地补偿标准又差距较大,幸得街道文化站负责人做好了前期工作,否则考古工作者将不得不穷于应对附近群众的围观和问询。

  二、考古发掘的进步与缺憾

  2016年以来,临安市文物部门继续就地下文物的保护进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步,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

  譬如春节后上班的第一个周末,临安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接到临安市公安局110报警平台消息,称某处隧道上方发现了疑似古墓葬盗洞。笔者随即代表文物部门和执法大队人员一同前往踏勘。从已有盗洞分析,这应该是一处位于竹林中的战国两汉时期石室墓。由于盗洞未必就是墓室核心区域且墓葬年代较早,或具有重要的发掘、保护价值,相关人员与竹林主人(同时也是报案人)商洽,提出请具备考古发掘资质的上级文物部门(20166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取消了考古发掘领队等47项职业资格)前来考古勘探和发掘,并与街道、村领导联系考古发掘费用事宜,不料遭到主人的拒绝,理由是竹林地所出农产品是他一家主要经济来源,一旦作为考古工地,且不说存在因墓葬价值较高而使整片竹林地被政府征用的风险,还会让他家原本平静的生活在不可预见的时间内被打乱。相关人员不得已,只能回填盗洞结束工作。

  盗洞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某乡镇中学校领导来电,称校内有古墓葬。文物部门随即赶往现场,发现校内操场旁的小山坡上有一处砖室墓,墓室封门因山体塌方已打开,地表散落若干墓砖。根据2013年锦城街道横溪西坟山宋至清代墓葬群的考古工作经验,笔者判断此处应为坟山(事实也确实如此),于是与校领导取得联系,指出墓葬应整体揭开,取出遗存物后再行测量、绘图,最后作填埋处理,需两、三个民工和一、两天时间。但校方坚持要求尽快取出遗物。出于保密考虑,笔者没有雇佣民工,在征得局、馆领导同意后从墓穴取回明代青花碗两件,用树枝掩盖封门。

  4月,临安某处市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发现一组清代家族墓。由于墓主明确且是当地一大姓,故当地政府想尽快开棺。但笔者随馆领导赶到现场后发现,该墓葬距今未远,尸骨具存,估计有织物残片和穿戴饰品出土,而临安市文物馆又没有相关的专业设备,所以联系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请求技术力量支援。随后,杭州市的考古专家、临安市文物馆的领导和镇政府就考古发掘经费的承担和考古作业时间等产生了分歧。在临安市文广新局分管领导的协调下,乡镇和文物部门最终达成一致:考古队员的餐饮、住宿费用由镇政府承担,直至考古发掘工作结束。虽然事情得到了解决,但过程中某些乡镇干部对于文物保护的认识和态度,使得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忍不住当场直言:“有谁爱钻坟坑的?我们也是按规章办事!”

  其实凭心而论,以上这些事例都是当事方主动报告或群众报告的,对于地下文物保护来说还是蕴含着积极因素的。而努力争取上级专业部门的支援,按照规章程序办事,是今年考古发掘相较于以往的进步之处。但工作中依然存在着不少缺憾,仍有不少部门和群众对文物保护工作不了解、有顾虑——譬如前面提到的清代家族墓在清理过程中,就有墓主后代要求索回先祖的陪葬器物——这固然有文物系统对外宣传仍显不够的因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中文物工作者所遇到的挑战与困难。至于究竟有多少未被发现的地下文物在挖掘机下流失,恐怕难以说清吧。

  三、地下文物保护困局浅析

  造成地下文物保护困局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相关法律法规只规定了大型基本建设工程需要进行前置性地下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3年修订版)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但没有对“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和“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做出明确说明。《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15年版)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行占地五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划定勘察设计红线前,应当报请省文物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该规定从数量上明确了“大型工程”的概念,但也意味着标准以下的中小型建设在法律上没有开工前需向文物部门报请开展考古调查的义务。

  其次,由于城市建设任务重、时间紧,加之《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工程预算,使施工单位、个别领导及其他甲方为避免项目工期延误、经济利益受损,对发现文物有意不报或不敢报告;甚至有个别工地留下了数量不等、级别不一的非正常出土文物(有的比馆藏文物品相还好)。一些工程项目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在短期内完成,所以在工程前期选址论证和环境评估时顾不上关注地下文物,缺失了文化遗产评估环节,更不会单列出文物保护的预算科目和时间。

  再次,地下文物考古经费依赖甲方拨款,而一些出资的甲方单位、自然人错误地认为,考古发掘成为文物部门“创收”的工具,因而对文物工作者心存芥蒂,甚至有“我出钱考古,却不知道文物最终流向何处”的想法。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政府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改造中考古发掘的开展。

  最后,对地下文物的保护宣传不够。文物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往往对考古发掘加以严格的保密和消息封锁,新闻媒体上难以见到考古发掘的相关报道。加之目前“鉴宝”类节目风靡,无意中营造了对待历史文物只问真伪不问出处,只问经济价值,不问历史、科学、艺术等价值的风气,使部分社会公众认识不到地下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此外,个别考古遗址在发掘后保护条件不佳——譬如原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功臣山南麓的功臣寺遗址(2013年后与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称为“功臣塔及功臣寺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03年后十多年都被用作农户菜地和养蜂场——结果授人以柄地给了那些不配合考古发掘的建设单位以口实。而建设、国土、文物部门之间缺少足够的协调和衔接,也是地下文物保护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健全地下文物保护工作机制

  若论地下文物保护现有工作中需要改进之处,笔者根据临安市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经验,试提出以下几点:

  首先要尽快将地下文物保护的重心转移到城市考古上来。临安地域狭长,地上文物的保护主要侧重于中西部的於潜、昌化地区;而从地下文物保护来看,近年来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及其他临时性、偶然性文物出土也多位于中西部和乡镇——如2007年抢救性清理桐千线公路牛上头段两晋至隋墓葬群,2013年的天目窑遗址群调查、横溪西坟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宋至清墓葬群考古,2014年的青山湖科技城考古发掘等——主城区反成为了考古的盲区。除2011年的钱王文化广场和“春天华府”楼盘项目外,五年来拔地而起的新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城区建筑工地却难觅文物工作者的身影。其实临安的主城区自明朝洪武年间就作为县治,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底蕴的丰富厚重毋庸赘言。加之以前城里建房打地基也许只要两、三米深,而现在大型建筑因需要建地下车库等原因,基槽往往下探十米以上,可能对地下文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城市城区的考古不应也不宜滞后。杭州市对南宋临安城遗址的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并进行妥善保护充分证明,城市考古和城址研究大有可为。

  其次要文物部门主动融入到城市规划布局设计中,将文物保护作为前置审批条件之一。目前基本建设工程的规划、审评、选址等权力主要集中于发改、建设、国土等部门,建设单位的基建申请如果得到上述单位的批准就可以开工。而建设单位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于情也可以理解),自然不愿向文物部门报批。当文物部门打听到建设工地位于文物保护敏感地块或发现了文物,再和建设单位进行谈判,就显得颇为被动。文物行政、业务部门应和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起合作保护地下文物的机制,积极参与审批、环评、开工、竣工等关键环节,从部门联动上理顺工作流程。

  再次要考虑设立必要的文物保护经费,加大财政拨款力度。2008年锦城街道青柯村五代吴越国金紫光禄大夫童氏夫妇墓考古发掘结束后,临安市政府核拨专款征用所在地块,予以原址回填保护,提供了地下文物保护创新的很好思路;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文物保护法》中未解答的“若甲方(此事件中的甲方是普通村民,墓葬系其拆旧建新房时发现的)承担不起经费,考古发掘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

  第四要启动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划定。目前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要求主城区和萧山、余杭、富阳三区的文物部门必须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对临安市等四郊县则未做硬性要求。然而要扭转考古工作难开展,考古队难进工地门的被动局面,让配合文物部门进行地下文物保护成为建设单位的自觉行为,尽快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无疑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临安市也进行了实践尝试,如对洞霄宫遗址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实现了遗址总体保存状况的良好。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文保单位不同,并不意味着区域范围内禁建,而是对地下文物进行先期保护。一旦划定方案由政府行文公布,附着于地块之上的工程均需进行前置性地下文物勘探、调查。

  第五要善于利用微信公众号、QQ群、电视、报纸等各类传媒平台,做好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宣传。一切地下埋藏的文物属于国家,也属于全体人民。文物部门理应在全社会大力宣传考古发掘等文物保护工作,并倡导合法、科学、理性的收藏观,推动文物收藏合法、健康的发展;同时应打破惯性思路,协助新闻媒体对破坏地下文物的恶性违法甚至犯罪事件进行曝光报道。

  2016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习总书记的指示旗帜鲜明地体现了党中央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基层文物工作者倍感振奋。

  临安有着6000年的人类活动史。地下文物作为留存至今的实物资料,对于构建完整的临安文明史不可或缺,也是建设“三美临安”的宝贵资源。文物部门务必克服文物保护侧重地上文物的误区,切实做好地下文物的保护、安全出土、科学入藏等基础性工作,为发掘文物的各种价值和社会效益创造前提条件。随着社会的进步,地下文物的保护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仅仅依靠觉悟和宣传是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的,应该有强有力的措施从源头上进行规范和保障。在城市化进程以惊人速度推进的大背景下,即便很难做到每一项新建工程,在开工前都要进行调查勘探,也应该在工程建设和文物保护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以实现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共赢。这无疑是新时期文物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试对地下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以供大家参考。

  (作者单位:临安市文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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