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物网
《浙江文物》双月刊
主办:浙江省文物局
刊头题字: 鲍贤伦
顾  问: 毛昭晰 金兴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柳河
副主任: 郑建华 曹鸿
委  员: 柳河 郑建华 曹鸿
倪巍 沈坤荣 李新芳
杨新平 吕可平
主  编: 曹鸿(兼)
副主编: 袁逸
责任编辑: 叶大治 孔海洋
编  辑: 《浙江文物》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教场路26号
邮  编: 310006
准印证: 浙内准字第0129号
电  话: 0571-88844293
传  真: 0571-88844293
E-mail: zjww@zjwh.gov.cn
QQ: 354825478
  您的位置: 首页 -> 电子刊物 -> 2016年第五期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思考——从县(区)级基层文保机构角度

来源:浙江文物网 作者:吴锋钢 时间:2017-01-17

  文化遗产保护即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载体的保护,也是对自身发展轨迹的保护,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精神的满足。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遗存,是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文化血脉。特别是那些座落于城市高楼间,蕴含着特殊文化底蕴的不可移动文物,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历程,堪称城市发展中遗留的重要财富,是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工作的重心(亦是本文所述“文化遗产”的主体,可移动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暂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内)。作为基层专职机构之一,县(区)级文保机构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线,其工作职能的开展与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影响着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充分发挥基层文保机构的职能,有效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使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动态平衡,进而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一个迫切又现实的问题。

  一、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在城市高速发展、城镇化方兴未艾的形势下,目前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不容乐观,具有以下特点:新城建设、旧城改造对文化遗产存在的历史环境破坏较大;城市中土地资源紧张,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往往只是点,很难形成线或面;城市文化遗产超负荷开发,日常损耗及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很大;相对于其他地方文化遗产,城市文化遗产的密度更高,保护难度更大,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更尖锐更复杂。眼下基层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主要由各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所等机构直接负责,具体包括项目组织、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巡查管理、宣传展示等,涉及到行政审核、业务指导、宣传普及、关系斡旋等职能,重点是处理好从开始规划到实施方案再到日常维护与管理过程中的一系列关系。基层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一方面要履行文化遗产保护职责,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关注社会各方的现实利益诉求,协调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关系,实现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最大化。由于种种原因,当前社会上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还未充分认识,缺乏主动保护的意愿。其实对文化遗产来说,最现实的价值在于利用真实客观的存在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并反映一个地方成百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城市文化遗产尤如此。当人们提到一个城市时,首先想到的是其历史源渊;来到城市时,总会有文化遗产让人驻足,感受到心灵上的触动,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生活、工作在城市中的人们也会因此油然而生出自信心和满足感。因此不能简单将文化遗产的价值理解为旅游开发,得先从保护好现实中的每一座古桥、每一幢古宅做起,将其所在历史环境最大限度保存下来,将这一个个具有历史信息的点保护好、挖掘好,再将这些点按照时代演变、类型划分或事件联系串联起来,形成具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的文化线,最后通过各条文化线来彰显城市的历史文化,让人们不仅看到一个个文化遗产点,更能了解整个城市的底蕴。

  新中国建立后,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程度不断加深,当然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亦是如此。1950年中央出台了《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的保护管理办法》《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条例》《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群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要求在国家生产建设中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系统按照当时文化部《对地方博物馆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精神,逐步建立、完善了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同时积极加入《世界遗产公约》,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对改革开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起到了基础性指导作用。然而在新的历史阶段,民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要求也不断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已不再满足于保护几幢建筑、几座桥梁,而要将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到社会服务中,让文化遗产鲜活地走进大众生活。这就要求文物工作者应打破原先的被动、静态保护模式,将保护工作与时代、与大众需求动态衔接。

  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与原因

  现阶段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同时也是所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共同面临的难点):

  首先是保护力量不足且分散。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城市文化遗产也不例外。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代表群众行使保护职能。但当前普通大众还没有形成强烈、自发的保护力量,文化遗产保护职能的发挥仍靠各级职能机构的引领和推动。即便现有的社会保护力量也基本上各自为战,没能得到集聚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方面基本上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明显不足,且政府投入比例偏低,其他科技、人才等力量也明显缺乏。总体来看,社会上的自觉保护力量不足且未能统一。

  其次是保护环境的参差不齐,主动、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愿还未能在社会上全面建立。因认识水平的差距,不同地区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行动方面参差不齐,一些社会主体对文化遗产保护缺乏认识,认为保护是专业机构的事情,遇到文化遗产保护能躲就躲、能避则避,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有意无意的破坏事件。一些地方决策层也缺乏必要的保护意识,导致长效机制未能建立,存在“保护让位于开发”的现象。文化遗产保护环境急需进一步培育。

  再次是保护对象的日益多样性与复杂性。文化遗产的类型目前单从大类就可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每一大类又可以分出数十小类——例如古建筑就可以分为城垣城楼、宫殿府邸、宅第民居、坛庙祠堂、衙署官邸、学堂书院、驿站会馆、店铺作坊、牌坊影壁、亭台楼阙、寺观塔幢、苑囿园林、桥涵码头、堤坝渠堰、池塘井泉等——数十小类还可以继续往下细分,多样性可想而知。而且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及所处环境往往处于发展中。譬如古代桥梁由于较窄、有台阶、护栏低等原因,已无法适应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交通、安全需要,多地出现了改造、拆除现象。这就要求文物部门在发展中处理好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可是要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并不是一、两种学科或知识可以解决的,往往涉及到历史、建筑、工程、化学、生物等,常常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十分复杂。

  第四是保护方式的被动与保护手段的单一。目前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基本以被动保护为主,发生破坏才出面保护。而城市化进程中,被动保护的弊端愈加明显。譬如对于各类非公有的文化遗产,产权自主性与保护原状性之间的矛盾突出,等出现了改建、拆建才去协调处理,不仅执法成本会增加,还会造成后续保护中的新问题。此外,目前对于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手段主要依靠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文化街区——将急需保护的对象列入法律保护范畴,才能增加保护的希望和可能性——但这种方式也不是绝对安全,从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调查到的消失文物就可知一二。当然其他手段不是没有,只是比较薄弱,经不起其他利益的冲击。当下有效保护手段仍然欠缺,且往往保护得了本体却很难保护整个历史环境。

  第五是保护缺乏内在动力。文化遗产功能与作用的显现往往比较缓慢,且是在无形中潜移默化的。譬如大多数人都承认,一个城市的民众素养与文明程度与该地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可是这种相关无法明确论证,变化也不是一年两年内能够显现的,更无法明确感知或量化。这就导致社会上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意愿不强,也是很多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缺乏认识的重要原因。

  上述种种问题究其产生原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都有。主观方面,包括部分政府、机关和领导在内的相关主体对于文化遗产缺乏长远的保护意识,没有及时、有效进行引导、管理,没能建立、落实长效机制,没能形成良性保护环境;而基层文保机构自身的工作方法和手段缺乏创新,依赖上级建立保护机制,难以协调利益关系等,导致基层文保机构未能最大化发挥职能。客观方面,基层工作内容繁杂、保护资金难以完全保证、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改革不明朗、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等,都使得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困难。

  三、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性思考

  首先,要引导、强化保护意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也在逐步成熟。但由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期性与潜移默化性,目前保护观念还局限在部分群体中。长此以往,整个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功能将会缺失。所以基层文保机构不仅要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日、博物馆日、名城日等契机进行宣传活动,还要利用媒体及社区橱窗、展板等载体进行相关案例教育,公布一批文化遗产违法行为的处理信息,加大对故意违法及社会影响恶劣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同时进一步做好参谋,使当地领导层能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进而使社会不同层面都能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明确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今天多拆一点,明天就多一些遗憾,甚至会背负上骂名”已不仅是老百姓的质朴心声,更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保护好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博从业者的工作,也是责任。因此,文物部门应该因势利导地在全社会强化文物保护意识,引导科学的保护观念,让决策层、职能机构、社会团体、普通民众都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通过主动服务、主动监管、主动参与、主动诉求、主动履行来打造尊重文化、保护遗产的社会环境与氛围,树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心。

  其次,要建立起完善的预警机制。目前基层文保机构往往是救火队员,哪里出现文化遗产的破坏就赶到哪里,在城市高速发展中时常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要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就应该将保护关卡前移,变事后保护为事前参与。基层文物部门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基础,结合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从规划层面就开始保护,力争做到各类规划中凡涉及文化遗产的,都必须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出具意见(否则规划无效),都必须有具体的保护对策,针对不同对象提出原址保护、迁移保护、构件收藏保护等相应的保护方法。此外,在城市大面积区块拆迁之前,基层文保机构应及时介入,与国土、规划、城建及所属街道等进行沟通,在工程动工前对范围内可能存在的文化遗产进行摸底调查,提前把好保护关。有关方面要根据城市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涵盖应急组织机构、事故级别标准、预警报告响应、部门职责措施、应急协调管理等在内的符合实际需要的完善预案,为可能发生的文化遗产破坏事件提前做好准备——譬如发生影响文化遗产的突发事件时要怎么报告、怎么组织、怎么判断、怎么应对,具体保护部门要做什么,交通、公安、消防等相关部门又应该分别做什么,如何协调——制定出比较详细的规定。对于特别重要或者危险系数特别高的文化遗产,还应该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定时进行应急演练。除了积极发挥自身监管功能外,基层文保机构应大力发挥社会监督、监管作用,将技防与人员巡查相结合,对辖区内的文化遗产实施动态监管;积极借助新闻媒体、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监督力量,尽可能提前或第一时间获悉文化遗产的变化,使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无处藏身,从而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处于主动。如今,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的速度不断加快,古建筑、古桥梁、古遗址等面临着新的威胁。只有将关卡前移,建立起文化遗产保护预警监控机制,才能妥善保护其安全。

  再次,要创新、优化保护方式。基层文保机构应强化服务理念,改变过去的行政命令式管理,着力推进“以管理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更多地进行主动保护,积极沟通、协调,确保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市民得到便利的服务。基层文保机构应完善沟通机制,力争将文化遗产工作列入定期召开的地方政府例会,使城市管理者能够经常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动态,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如发生一般性文化遗产保护事宜,可由文保机构直接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协调,争取得到各方的支持;如遇到重大文化遗产保护事宜,可由政府牵头召开由文化、国土、宗教、发改、规划、城建、各街道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议处理。同时,文保机构应时刻关注社会相关动态,向全社会公开热线等联系方式,以畅通部门之间、部门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形成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基层文保机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统筹协调、处理好城市文化遗产公众性利益、文化遗产所有者利益、城市发展利益等种种利益关系,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譬如大遗址保护中经常会遇到当地居民想扩建、新建房屋的要求。这是文化遗产保护所不允许的,但又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简单拒绝,而应该权衡各方需求,积极考虑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通过重大事项协商机制由政府牵头召集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在保护范围外为居民划出新的宅基地,并制定鼓励居民搬迁的政策,既保护文化遗产,又解决居民的生活需求,还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打下基础。只有实实在在地解决好民众的实际困难,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才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而不是排斥、反对。当然利益的协调十分微妙,关系到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大环境、面临的具体问题、利益攸关方的实际情况与能力等方方面面。基层文保机构在涉及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时,要以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性利益为重,积极斡旋,发出应有的声音,主张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而在城市发展中努力建立起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协调机制。

  第四,要细化、健全保障机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已基本建立起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设立了各县(区)级专职保护机构。时至今日,基层(县、区级)的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文管办和博物馆相结合、文物(化)科与文保所相结合、文物(化)科或文管办单独负责等模式。但目前各基层文化遗产机构的职能划分和体制建设还不十分完善,需要进一步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发挥基层机构的积极性。譬如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主要有行政管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考古、馆藏可移动文物保护展览等四种职能。县(区)级基层文保机构应尽量将行政与业务分开,行政方面由文物(化)科主管,业务方面由文保所主管城市、乡村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由博物馆从事馆藏可移动文物的展示与保护,由考古所(县、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其功能归并入文保所或博物馆)从事地下、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各方各司其职、各施所长,彼此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四位一体”的基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此外,鉴于文化遗产保护专职机构只设到县(区)级,县(区)级以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设还处在探索过程中,各地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发挥街道一级文化宣传机构的作用,明确其文化遗产保护职能,将各街道文化站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沿,利用街道文化站了解当地历史信息、有着熟络的人际关系、具有(政府)权威性等特点,更加便利地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又如充分发挥业余文保员、责任文保员等各类志愿者的作用,通过宣传与发动,将文化遗产爱好者或有志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团体、个人吸收到保护体系中,对责任文保员实行责任包干,将一处或几处文保单位(点)交其监管,定期上交情况汇报,及时上报突发情况;对业余文保员则定期召开会议,给予表现突出的个人、组织表扬奖励,以鼓励其积极性。再如与各类院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不定期开展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或利用寒暑假开展区域内文化遗产保护调查,有效发挥科研机构、高校的人力、智力资源,培养潜在的文化遗产保护力量。

  制定、落实长效机制。基层文保机构应积极为地方政府出谋划策,参与制定长效机制,并将其落到实处。各地应根据地方实际,制定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将管理与引导作为基层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手段,依据对象价值及权属关系,明确提出什么样的对象必须由国家保护,什么样的对象由集体出面保护,什么样的可以由市场进行运作。应由国家出面保护的文化遗产要列入当地财政计划;由市场运作的可以规定保护下限,给予一定的使用自主权。针对城市拆迁中遇到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需要明确规定,拆迁前应由文保机构先期进场,列出需要保护对象的清单,能原址保护的一定要原址保护,在后期使用中注意保护历史环境;实在无法原址保护的可以迁移保护,由有文物工程资质的单位具体操作。所需经费可从土地出让金中按比例提取——譬如迁移一幢古建筑,可从古建筑所占土地的出让金中按比例提取,用于建筑的迁移和后续维护,经费可先由财政垫支,等土地出让后再进行抵冲——对拆迁中出现的文物构件,要选择有代表性和价值较大的,由指定的基层文保机构收藏。要建立、落实“一把手”为责任人的日常管理、协调制度,建立文化遗产保护考核体系,将文化遗产管理政策的落实、人员安排、资金使用、安全检查等作为考核内容,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考核机制。

  统筹、整合保护力量。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进一步发挥好资金、科技等要素的作用。应该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城市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财政预算、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等方面给予更大力度,并鼓励社会上的资金、科技力量加大对文化遗产事业的支持。基层文保机构需要整合资源,凝聚、统一各种力量,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效的组织、制度、资金、科技保障。

  当然以上几种机制是相互交叉、有效衔接的,具体运用中要灵活掌握。

  第五,要探索实现动态保护。为适应新时期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基层文保机构应更新原有保护模式,实现对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

  所谓“动态保护”具体来说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是保护内容与方式的动态调整。基层文保机构应根据文化遗产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保护内容及方法。一些城市文化遗产本身就在动态使用中。譬如大运河是农业文明时期的经济命脉,至今仍发挥着航运、行洪、输水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文物部门既要满足保护需要,又要保障其使用功能,在正常发挥功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存历史信息;在不影响历史价值的前提下适当修理、更换部分构件,以延续其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遗产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保护范围也日益扩大。譬如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工业文化遗产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记录城市产业发展历程的厂房、机器逐渐进入保护范畴。这就要求文物部门紧跟时代、民众的需求,及时将新型文化遗产列入保护范畴,及时制定合适的保护措施。除保护对象外,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也在不断变化。譬如原先只需保护文化遗产本体,现在还要保护整个生态环境。对于城市历史街区不仅要求保存古建筑、古街道,还要延续整个街区的历史生态。这就要求文物部门及时调整,不断深化、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其次是保护模式、体系的开放互动。在基本建设加速的大环境下,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更多地体现开放式保护,实现保护模式、体系的开放互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是城市各种发展功能之一,应该是动态开放的,在同一个平台上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信息的互动,与其他系统形成互惠互利互补的关系。如果一味注重封闭式保护,不关注社会诉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只有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目标,而非仅仅是文物部门自已的事,才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建设之间的有效衔接,个人利益与保护利益之间的良性互动——当然在开放的同时文物部门必须牢牢地守住文化遗产保护的底线,以保护、延续文化遗产本身的历史信息为第一要务。

  再次是保护成果的动态共享。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保护成果的全民共享,因此文物部门应根据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变化,及时、主动地向民众提供服务:通过分析民众的兴趣所在,根据不同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设计主题、内容、形式别具一格的展示,以增强文化遗产的吸引力;借助媒体、广场活动、流动展台等形式,积极拓展服务渠道,将文化遗产宣传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民众了解身边的文化遗产;通过增强互动,让大众尽量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使社会公众增强对文化遗产的了解,直观体会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艰辛,促进尊重、爱护文化遗产的社会观念与氛围的形成;积极关注社会舆情反应,通过建立信息反馈档案,不断改进、完善服务方式,吸引更多人关注、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

  动态保护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理念。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可能一劳永逸,关键是要把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到整个社会发展中,实现历史价值保护与社会需求动态平衡的最终目的。

  第六,要重点加强对非公有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公有文化遗产主要指产权不属于国家或集体的文化遗产,包括城市中的古建筑与近现代建筑,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特殊性。譬如产权私有、作为自有住宅的古建筑,所有者具有支配自主性,也有进行翻修或改建的现实需求和合理要求:古旧建筑毕竟历史悠久,居住条件肯定不会太好;由于历史原因,一般大的古旧建筑都是几家甚至十几家一起居住,已然无法满足大众对于居住的要求,一旦出现子女结婚、人口增多、无力买房等情况时,自然就会有利用原地基进行改建、翻建的想法或行动。而对普通大众来说,是很难要求其必须按照文化遗产的标准来进行修缮的。因为如果按文化遗产的要求修缮,就要请专业工程队,用专门的材料,所耗费用肯定不菲。然而目前法律法规层面只规定,非国有文化遗产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政府应当给予帮助;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由政府抢救修缮,费用由所有人负担。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否“具备修缮能力”在法律上没有专门、明确的规定(事实上也很难进行界定),尺度颇难把握。地方上应该将“个人是否具备能力”的问题暂时搁置——不管有条件也好没条件也罢,有关方面主要关注、着眼的是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制定统一标准,就非公有文化遗产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凡需要增加住房或改建、扩建的,由政府出面,通过协商机制,按照土地管理原则和当地规定,为新增户口划出新的宅基地(具体土地可列入土地储备);或由政府出面,对其原有住宅进行置换;凡需要维修的,应到文化行政机构进行审批,按文化遗产维修与普通维修之间的差额进行政府补贴(经费可以列入政府财政),建立起维修补贴机制。这样,所有者就会在文化遗产改建、修缮前主动进行报批。此外,基层文保机构应统筹协调好对管辖区域内不同产权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要完善对非公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监管,在日常维护与管理中联合所在街道、社区,重点加强对非公有文化遗产的巡查管理,加强与所有者、使用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做好相关培训与宣传,更有效地对城市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作者单位:宁波镇海区文保所)

主办:浙江省文物局 中文域名:浙江省文物局.政务 浙江文物网.政务
地址:杭州市教场路26号  邮编:310006  建议IE8.0,1024×768以上分辨率浏览本网站  浙ICP备1101938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