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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传隆及“东海云龙”题刻

来源:浙江文物网 作者:周苗 时间:2017-01-17

  在嵊泗列岛诸多摩崖石刻中,黄龙岛上的“东海云龙”属于比较独特的一处。在岛屿北部的峙岙村峭壁上,从天而堕般伫立着一大一小两块巨石。两石形似古代铸成马蹄状的金银锭,上宽下窄,底部与山崖仅略微接触,用手一推“牢牢”做声,仿佛海风一强就会吹落。大石西面十分平整,上刻“东海云龙”四个大字,每个字高70厘米,宽55厘米,字体方正峭拔,非泛泛之辈能为。

  关于这四个字的题写者、题写年份、时代背景等,在嵊泗当地的文献资料中往往语焉不详或涉及不多。据《嵊泗地名志》记载:(东海云龙)“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明张传隆巡海时所题。”《嵊泗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也依照此说法,但有“落款四十一字已模糊不清”的记载。而嵊泗出版的两版县志或未提及,或仅仅笼统几句,没有更详实可靠的信息。

  黄龙岛当地的刘同宇撰有《“东海云龙”摩崖石刻考》一文。文中提到落款共42字(有几字风化不清),从右到左分四纵行排列,每行11字,末行9字,内容为“合肥張□□士□愛石閑餘巡海□遇黄隴山奇石爲题東海雲龍以感其奇光绪戊申六月四明張传隆書。”如果所录无误的话,那么这段文字的内容表述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既然说“东海云龙”是四明张传隆所题写,那么开头的“合肥張□□”又是何人?如果“張□□”即是张传隆,可是前缀的地域名又明显出现矛盾。“合肥”“四明”的地理概念非常清晰,即安徽合肥和浙江宁波,按照古人署名落款的习惯,同一人不大可能同时署两种籍贯地。

  其次,如果此张非彼张,那么根据落款中所传达的信息,“东海云龙”四字很明显是“合肥張□□”所题,而落款则是“四明張传隆”在“光绪戊申六月”题写的。如此则又产生疑问,这“合肥張”与“四明張”是同时而来还是一先一后而至?“东海云龙”题字年代究竟何时?

  可见刘同宇所录落款或有部分讹误——经过长年风雨剥蚀,几厘米见方的小字模糊不清也在情理中——这段文字只能作为部分参考,要解开这些问题要找到其他可靠的历史资料。

  曾于民国时期担任嵊泗最高行政长官——崇明第五区区长的程梯云,在1947年所撰文章《外海采风录》关于黄龙的章节中写道:“峙岙的垒石上有两处勒着字,‘东南半壁’是在上横山,‘东海云龙’是在元宝山,小黄砂岙亦有一处勒着‘东海龙云’,都是徐传龙所题。他是清末崇明的总台——东关大元帅,欢喜写字,常为人写一笔龙和一笔虎,至今崇明人保存他的墨宝仍不在少。”

  程梯云当过嵊泗的区长,对于嵊泗的情况自然十分清楚。他曾多次到过黄龙,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一定了解。况且他是崇明人士,平时热心于乡邦文献资料的收集,因此关于徐传龙题字的说法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在清朝时,当地设有军事机构“苏松镇”,民国时期崇明县志有“(顺治)十五年,改设苏松水师总兵一员”的记载,程梯云所说的“清末崇明的总台——东关大元帅”即是指此。而且该志书中也有一个叫徐传隆的曾担任苏松总兵一职的明确记载,其任职时间已临近清亡,有其他记载可为证:如1910122日《申报》“苏松镇总兵徐传隆昨日到道拜会并告知接统洋班事务,拟于明日出巡南洋各岛。”1911123日《申报》“苏松镇总兵徐传隆近由南北洋巡洋回来。”从这些资料来看,所谓徐传龙应该就是徐传隆,“龙”应系与“隆”字音同而引起的误写。

  嵊泗列岛在明清时期是江浙两省的海上分界。为了防范盗匪劫掠,保护海疆安宁,两省军事单位制定了按时巡洋会哨的制度。据《光绪定海厅志》记载:“同治十二年六月,江南苏松总镇滕、狼山总镇王、福山总镇熊,奉江南督院照会:照得江浙外洋一带大羊山、黄龙、陈钱诸岛,盗匪最易潜踪。该处为商船往来要道,必须两省水师互相联络,随时梭巡,按三月会哨一次,方足以壮声势而靖匪踪等因。”至于会哨的时间和地点亦有正式明确的规定,“(定海)总镇与江南苏松、狼山、福山等镇,四季各会哨一次,春季二月十五日会哨于黄龙山洋;夏季五月十五日会哨于小洋山洋;秋季八月十五日会哨于马迹山洋;冬季十一月十五日会哨于大洋山洋。”

  在当时一些新闻报刊上也有不少相关记载。如190633日《申报》上报道:“苏松、狼山、福山三总镇,所辖六营外海水师炮艇十二号,轮流本省海面巡洋,分南北中三道巡缉。昨日经苏松镇徐传隆总兵来淞乘勅电兵船驶赴南洋,订于望日左右,会同浙江定海镇姚汉卿总兵在江浙交界之黄龙山会哨。”190633日是农历丙午年二月初九,文中的“望日”即指农历十五。这段文字完全符合江浙两省“春季二月十五日会哨于黄龙山洋”的规定,可以证明徐传隆有到黄龙岛巡洋会哨的机会。而崇明地方人士在相关著述中也记录了徐传隆和嵊泗的一些趣事。1935年,时任崇明县地方捐款征收处主任的王曾鲁在《江苏外海财务行政调查》一文中,述及嵊泗税收现状时提到,“清季苏淞镇总兵徐传隆时巡外海,每出必嘱右营守备邑人伍培卿先生伴之。先生任职最久,道途最熟,偃卧舱中,听舷外水声,即知舟在何许,风色潮流,无不瞭然,故徐恒引之如作向导,良有以也。山中平日无官吏,徐又好酒自雅,不愿琐屑问民刑事件,故山民争执,恒就先生质其是非。先生每和解之,双方佥服,归家乃携鱼鲞淡菜等物为赠,皆出渔民手制……”文中描述的这个苏松总兵徐传隆,生性散淡、好酒风雅,十足的文人做派。在率水师巡海至黄龙岛,面对沧海波涛危崖奇石时,文人习性再加上书法爱好,使他迸发出大笔一挥的豪情,为后人留下宝贵财富,也是完全说得通的。

  至于刘同宇所录“东海云龙”落款中的張传隆,应是徐传隆的讹误。在字迹风化严重的情况下,将徐字误认作繁体的张字,是非常有可能的。根据引用的资料来看,落款中的时间记载应是可信的。“光绪戊申六月”即1908年,正值徐传隆任苏松总兵期间,符合到黄龙题字的时间条件。

  关于这个徐传隆,具体的籍贯、生平等信息都告阙如。幸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记录了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3)觐见皇帝时的履历:“徐传隆,年六十一岁,系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于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捕盗局内外洋水师当差,随同出洋捕盗,并长江防守出力给奖六品军功……同治二年四月(1863),补充铁皮轮船帮带,调入长江一带攻剿,叠获胜仗,于克复常、昭等城出力,咨部准戴蓝翎。于克复苏省浙省出力……四年正、二月内(1865),在四礁小徐山洋面缉获盗船军械,奋不顾身,右膀左腰叠受枪子重伤。旋委管带湖州轮船,克复宜、荆、嘉、常等城出力。四年九月,奉上谕著以守备尽先拔补并赏换花翎,钦此。转战数省,叠克名城,身受枪伤,于汇保湖州等城出力。五年八月(1866),奉上谕著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钦此。于剿捻肃清出力……七年八月(1868),奉上谕著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加参将衔,钦此。于剿平捻匪出力……九年四月(1870),奉上谕著以参将留于两江尽先补用,钦此。于江南管驾轮船各员弁行驶操练,勤慎无误,奏保俟补参将,后以副将仍留两江补用……十年十一月(1871),奉旨著照所请,钦此。于巡获苏省海运漕船出力,蒙保总兵衔……光绪五年(1879)委署都司,六年(1880)补南汇营游击,前于湘军剿平苗逆出力。二十年五月(1894)调补川沙营参将。二十二年三月(1896),奉委管带南琛兵轮。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奉委兼理南洋兵轮营务处。二十五年十二月(1899),禀请开去川沙营参将底缺,归总兵班补用……”

  根据190633日《申报》的报道,徐传隆至崇明担任苏松总兵的时间不会晚于19063月。卸职时间倒是十分明确,《申报》1911424日记载,“苏松镇总兵徐传隆交卸回籍,道经上海饬丁至道署辞行。”

  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年六十一岁来算,徐传隆的出生时间应该是1841年,即道光二十一年。咸丰七年(1857),他在十七岁时即投入水师当差,至1911年卸去苏松总兵职务时已达七十高龄,从军时间五十三年之久。从履历来看,他缉捕过盗匪,清剿过捻军,既当过军舰管带,也做过一方总镇,经历堪称丰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铁血生涯里,他从最低级的兵卒一直擢升到高级将领,可谓身经百战。但遗憾的是,在今天的地方文献如《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等资料中,还没有收录徐传隆的记载。

  晚清重臣刘坤一(1830-1902)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徐传隆)韬钤夙裕,调度有方,沿海情形,独称熟习”,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是一个有谋略、有能力、又有经验的好干部,举荐不吝溢美之词,可见对徐传隆的重视程度。而徐传隆对于沿海情况的了解,表现在他曾绘制的《江浙太湖全图》上——单看这个名字,如果不是对这片区域地形了然于胸,是绝对不能够下笔的。

  前面程梯云所记载的徐传隆“欢喜写字,常为人写一笔龙和一笔虎”,在今天仍能找到一些实物作为佐证。譬如就有人收藏了署名为“徐传隆书”的一幅“虎”字,字迹遒劲有力,一气呵成、一笔书就,是一幅难得的墨宝。题款为“己酉季春”并钤有两方印章,阳文“建威将军私印”,阴文“鄞东徐氏传隆”。

  徐传隆戎马一生,转战南北沿海,到过很多风景绝佳的地方。素有文人情怀的他难免挥毫留下精彩的一笔,不仅在宁波天童寺写下“龙飞凤舞”的草书大字,还在镇江焦山和金山分别题写了“龙飞凤舞”“龙虎鸾凤”,下笔之处非龙即凤,足见徐传隆文武兼蓄一身的独特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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