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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城区文物建筑资源利用调研 合理配置 活化利用

来源:浙江文物网 作者:王赤洲 时间:2017-09-21

  近年来,宁波市的文物建筑通过有计划的修缮和养护,得到了较为完善的保护,但在文物建筑的利用过程中,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加强文物建筑保护的同时,如何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利用,发挥其在提升城市品味、改善城市环境、推动城市建设等方面蕴藏着的巨大文化和经济价值,是当前宁波文物工作迫切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老城区文物建筑的利用现状

  本文所指宁波老城区为海曙区老城核心区,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也是城市历史文化价值最集中体现。

  从文物建筑利用情况来看,老城区建筑类文保单位(点)127处,建筑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处于利用状态的78处,占到总数的61.4%,建筑面积达9.9万平方米,其中向公众开放的场所56处,面积7.5万平方米(博物馆、纪念馆等展陈类34处,商用6处,公共设施16处),未开放的22处(民宅15处,办公仓储7处)。此外,处于空置与待修缮状态的文物建筑49处,面积达4.2万平方米。

  从文物建筑权属关系来看,文物建筑主要归属政府各部门与相关国企。其中城管部门主管的文物建筑18处,均处于开放利用状态;市、区两级文化部门主管的文物建筑15处,除一处用于办公外,其余开办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房管部门主管的文物建筑34处,包括15处民居,2处商用、2处开放,其余空置;相关国企主管的文物建筑40处,4处用于展陈开放,5处商用,其余31处空置;剩下的文物建筑主要归属教育、卫生、宗教、民政等部门,用于开办教育、医院、宗教类场所。

  从中可以看出,老城区文物建筑体量巨大,如果将历史建筑和三普登录建筑计算在内,数量将达276处,面积将突破25万平方米,这在寸土寸金的主城区来说,如果利用得当,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

  文物建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从文物建筑利用现状分析,宁波老城区近年来在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不当”“不够”“不可持续”三方面。

  不当:简单地以获取经济利益为首要目的,价值利用与承载失当。文物建筑往往被用作为商务休闲或商业贸易场所,新功能的定位与文物本身的文化内涵相脱节,没有与地域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传统文化相结合。前些年月湖景区的一些文物建筑用于商会与高档餐饮,还有区级文保单位宁波郡庙、药皇殿等建筑被简单的赋予商贸功能,这些问题通过这几年的整治调整后,已基本得以解决。

  不够:即开发利用不够,许多文物建筑经修缮后或长期空置,或作仓库堆放物品,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甚至陷入“维修——空置——衰败——再维修”的冻结式保护怪圈,造成了文物建筑的极大浪费。另一层面上的“不够”,还体现在对文物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不够,缺乏从利用角度、市场角度的深入研究和价值挖掘,导致文物建筑的利用浮于表面,停留在内容单一、方式传统的浅层次上,文化形象不佳、文化影响力不够。

  不可持续:即某些文物建筑在利用过程中,片面强调其公益性的体现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未能充分论证项目的盈利能力,忽视了有效盈利模式的构建,导致利用项目的不可持续,致使文物命运的跌宕起伏。

  文物建筑利用问题成因分析

  文物建筑利用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是各大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其症结在于:

  一是法制不健全。相对于文物保护而言,目前的文物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文物利用的内容是少之又少,无论是中央层面的法律法规还是地方层面的规范性文件,甚少涉及文物利用工作。文物利用的观念、依据、原则、主体、范围、保障等依然处于法律规定不明的状态,使得文物利用工作在效益上难以监管,责任上难以追究,创新上难以突破,间接导致了文物利用的无序现状。

  二是责权不合理。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城区文物建筑在管理和使用的主体上较为复杂,长期存在多头管理和多头使用问题。像月湖景区内的文物建筑,分别归属十余个政府部门和国有单位负责管理和使用。不同责任主体对文物建筑的理解不同,利用方式也各不相同,或承包转租、或托管合作、或直接空置。在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下,这种管理格局显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

  三是规划不到位。在总体上缺乏科学合理的利用观念与利用原则的指导,导致文物开发利用上缺乏长远规划和整体考量。在城市文化建设规划中未将文物建筑作为文化资源予以整体规划,未能将城市文化与文物建筑进行有效匹配,历史街区、景区等规划也缺乏统筹,各自为政,相对孤立。如月湖东区拆迁式改造,月湖西区保护规划的几次调整等,缺乏整体性、前瞻性规划,很难实现“以文化为导向的街区复兴计划”。

  四是政策不明确。近年来文物工作逐渐被社会所重视,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经常成为社会舆论热点。但由于文物建筑的合理利用没有明确界定,地方政府特别是文物部门往往被社会舆论绑架,在文物利用上偏于保守,只敢提建筑的历史、艺术价值,不敢言及文物建筑潜在的经济价值,简单地限制经营性利用,而未能通过制定规章、标准和导则等一系列强制性与指导性规范,对文物建筑利用过程中各个环节,对建筑本体、背景环境及其文化意义和形象可能发生的行为加以限制。这也是宁波老城区许多文物建筑空置的原因之一。

  老城区文物建筑合理配置与利用对策

  (一)资源使用权限的合理分配和政策引导

  针对城区文物建筑资源多头管理、多头利用的现状,理顺管理体制,明晰责权利益,明确保护和利用主体,有利于促进文物建筑资源的有效利用。

  一是调整权属关系,实施规范化统一管理。探索文物建筑的使用权、产权转移制度,逐步调整国有文物建筑的权属关系。建立由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牵头,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责的管理机制,统筹管理国有文物建筑的利用工作,以实现建筑资源的统一规范管理。鉴于权属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海曙区采用所有权与决策权相剥离、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的方式,保留各部门和国企的文物建筑所有权,享受租金收益,承担管理与维护职责,但在利用功能定位和项目决策上,统一由区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通过公开征集、项目评审的方式进行。

  二是完善面向社会的利用项目择优机制。在文物建筑利用方面,社会公众是基本力量,社会力量在提供利用内容、丰富利用方式上有着无限潜力。2013年以来,海曙区以月湖景区为试点,通过出台《区管各级国有文物和历史建筑适度利用统筹管理办法》,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引进利用项目,先后在杨宅、逸仙楼、宁波商会旧址、花果园庙等文物和历史建筑中引进了“月湖美术馆”“名人陈列馆”“甬商文化小驿站”“四明八行文化陈列馆”等项目。

  在进一步的操作中,可以将项目征集模式常态化,搭建文物资源利用媒合平台,面向社会公开文保基本情况、遗产价值等信息,利于激发利用方式的创新和成熟度的培育,进而提高文物建筑的利用效率。

  三是完善利用项目的指导服务和补助政策。文物建筑使用项目确定后,相应职能部门应对项目在装修规范、审批备案以及管理、使用单位的权利义务等方面及时提供指导与服务,以确保文物建筑在“保护中进行适度利用,在适度利用中进行有效保护”。在资金管理上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按标准收取租金,符合财政扶持范围的,按开发建设、维护修缮、活动展陈等运营情况进行扶持补助。

  (二)资源优化利用的合理规划和分级管理

  文物建筑资源的优化合理利用,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利用规划,也离不开良好利用环境的积极营造。

  一是利用规划与相关规划的多规合一。文物建筑的文化定位、功能定位、受众定位、业态定位是利用工作的关键所在,好的定位能够彰显文物精髓,能够让建筑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能够形成符合受众体验诉求的文化品牌,所以有必要对利用的具体定位、内容、方案等作出系统的利用规划。同时,文物建筑有其特定的依存环境和地域文化,因此在制定利用规划时,不能将其与周边环境割裂开来,必须站在整体角度,充分考虑与街区景区、与产业发展的规划相融合,使多规互相依托、互相补充,形成统一的整体。如月湖区域的文物、历史建筑的利用工作,要基于建筑的自身价值,结合月湖文化、天一阁·月湖5A级景区建设规划,致力提升月湖文化功能来谋划利用项目等。

  二是文物利用的分级管理与分类指导。由于文物建筑的保护等级不同,年代不一,材质构造各异,不同的文物建筑在利用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也不同。因此在文物保护分级基础上根据利用风险制定利用的分级体系,实施精准管理。

  在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物建筑的合理利用实施分类指导,对不同类别的文物建筑能否合理利用设定准入门槛、进行功能定性。如文物建筑的原有使用功能需求已经完全丧失的,以原貌展陈、文化价值展示为主;原有功能需求依然存在的,可延续其原有功能;文物保存状态较为脆弱的文物,要研究制定游客承载量;保存状况、利用条件较好的,可以丰富利用的内容和形式;对影响力大、文化价值厚重、可体验性强的文物,以其为主导打造区域性的旅游核心吸引物,形成主导利用模式。

  三是文物建筑的价值研究与挖掘。文物价值的挖掘创新是合理有效利用的基础,文物部门应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文物建筑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的价值挖掘,突出文物建筑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阐述建筑背后的故事,加强建筑与区域间关联性和系统性研究,从而激活市民的历史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力,为后续合理利用、区域融合等工作提供根据专业性和科学性的信息资源,为利用项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文化支撑。

  (三)资源价值衍生的合理演进和跨界合作

  站在资源的高度看文物建筑,则利用的效益诉求将更加多元,利用的方式和手段会更加丰富。可将文物建筑视作为“文化+”的重要资源,服务于社会民生发展,与旅游、创意、金融、体育等产业进行融合发展。可根据建筑的不同级别、类型、区位和实际条件,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探索不同类型文物合理利用的实现途径。

  一是融入城市文化展示与传承体系。加强政府自身利用文物建筑的主动性,将文物建筑利用工作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工作当中。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的需要上进行谋划考量,在国有博物馆、艺术馆、纪念馆、图书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布局中予以优先考虑。

  促进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保护规划的结合。同样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非遗”与文物建筑有着高度的契合度,如果能从政府层面在发展规划上进行结合,引导非遗展示中心、非遗博物馆、非遗体验馆、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等植入到城区各历史街区、景区和文物、历史建筑中去,将会呈现叠加翻倍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二是融入城市文化文创产业发展体系。结合宁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对接文物建筑连片集中的宁波文创港、环月湖历史文化休闲功能区、老外滩时尚产业功能区等重点文化产业发展功能区,将文物建筑主动融入文化产业空间载体打造中,服务产业功能区建设,为打造“创意设计高地”“文化智造基地”“文化休闲胜地”服务,成为各文化产业功能区发展的重要资源。

  三是融入城市旅游要素服务体系。服务“香约宁波”旅游品牌的打造,在天一阁·月湖景区、三江口滨江休闲区等都市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中积极作为,依托丰富的文保、历史建筑资源,提供旅游内容和要素服务。城区中除了天一阁、天主教堂、庆安会馆等少数已具有旅游核心吸引力的文物建筑外,还要积极挖掘和推动文化价值厚重、可体验性强的文物建筑用于旅游要素建设,比如城隍庙、董孝子庙,以及翁文灏、袁牧之、屠呦呦等名人故居、旧居。其他文化价值不足以承载旅游内容利用,但又处于景区范围的,可以培育为旅游要素类服务项目,比如南塘老街余氏宗祠,用于经营宁波第一副食品商店,唤起了宁波人关于零食的回忆,比如月湖边上的朱宅、邹宅等文物建筑可以改造成住宿类经营场所,服务月湖旅游业发展等。

  四是探索新旧文化叠加的创新利用。文物建筑使用价值的变化决定了在利用工作上,需要对资源内在价值进行新的衍生与诠释。文物建筑一旦被赋予高度的衍生内涵,就可以脱离有形的物质载体而单独存在,于无形的信息传播中进行知识普及、宣传教育、地域交流与协作等活动。在这点上南塘老街上的“城南书院”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始建于北宋的“城南书院”,虽然其建筑本体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作为宁波历史上的重要文化场所,所蕴藏的文化价值至今依然留存。在充分挖掘“城南书院”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经营者植入当今社会的文化元素,设计策划符合现代人文化需求的活动内容和形式,成功打造成城市文化新地标。鉴此,在文物建筑的利用工作中,可以发挥更大的想象力,在不背离文物价值的基础上,叠加时代文化,创造新的利用价值。

  (四)资源利用绩效的全程评估和惩罚机制

  完善文物利用的评估体系和监管机制,是文物健康利用的基础,是矫正“不合理利用”的重要保障。文物管理部门应该在文物利用过程中起到充分的制衡作用,通过绩效评估与监督机制的完善,确保文物建筑的利用效率最大化。

  一是项目前期的可行性评估。在文物建筑利用之前,对文物利用方案的可行性和安全性进行严格的考评和论证,以评估文物建筑利用给文物带来的风险程度,从源头上遏制对文物的不合理利用。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广泛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组织相关利益人召开听证会,对文物利用的合理性进行监管。

  二是项目中期的效益评估。在利用工作的社会效益上,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文物建筑开放程度、参观人数、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口碑和舆论反响等内容开展调查评估。同时通过招募社会监督员、聘请专家学者、与民间文物保护组织合作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共同监督,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质询,促进文物利用的健康有序。

  三是文物利用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将文物建筑利用纳入宁波市社会信用体系,对列入社会信用体系黑名单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制,对在文物建筑利用过程中违法违规的个人和企业,记入市社会信用体系当中。

  四是违法违规的处罚和追责。对使用不当、造成文物损毁或安全责任事故的,文物建筑直接管理单位可以取消或者终止使用,上升为“违法”层面的由文物执法部门按有关法律、条例规定追求责任。(作者单位:宁波市文广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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