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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卑有别

来源:浙江文物网 作者:  时间:2018-05-29

    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焦下村南部的焦下山,村内的建筑杂乱无章,头顶的电线犹如蜘蛛网般张牙舞爪,尤其不能忍的是,路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胶鞋燃烧的呛鼻气味。外地人只要在村庄里停留稍久,眼睛竟有灼痛的感觉。如果不是为了配合生产建设的考古发掘,我绝不会到这边来。
    2013年因为公路建设,我们来到焦下村发掘一处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明代墓地。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考古工作者传统上更加关注史前与商周时代的早期文物,年代晚近的明墓,结构简单,又不出精美文物,素来不为考古家所重。如果不是抢救文物的职责在身,我绝不会到这边来。
    宋明时期,焦下村属于永嘉县吹台乡地界。吹台山,郁郁苍苍,是一块风水宝地,向来是温州重要的公共墓地。我所寓目的温州出土的宋元明墓志,数量逾百,就有相当数量出土于“吹台乡吹台山之原”,非但永嘉本地人葬身于此,邻近的瑞安县人也乐意埋到这边来。
    历时两个多月的发掘,焦下山共清理了二十七座墓葬,据出土的十四通墓志,这是明代中晚期温州陈氏、王氏、周氏等家族聚葬的公共墓地。墓地排列有序,不同家族占据各自的区域,井水不犯河水。
    尽管本次发掘并未出土精美文物,但是琢磨起来,明墓也挺有意思的。比如墓地中编号为M14(第14号墓,M是“墓”汉语拼音的头文字)、M17(17号墓)两座墓葬。
    M14是座夫妻合葬的双穴并列砖室墓。墓主人陈魁是个乡绅,生于明正统六年(1441),卒于正德八年(1513)。娶汤氏,子男三人:长子陈行之;次子陈定之,“擢弘治乙丑进士,授工部主事”,可惜英年早逝;三子陈谅之,系庶出,为侧室李氏所生,陈魁去世的时候,陈谅之尚为六岁幼童。
    M17位于M14东北方向约1.5米处,是一座单穴的砖室墓。墓主人正是陈魁的侧室李氏,名叫李香,生于弘治二年(1489),卒于嘉靖十二年(1533),弱笄之年,约在十五岁左右,成为陈魁的侧室。
    侧室,也就是妾,并非正式婚姻制度内的夫妻关系。按照法律规定,男子纳妾是合法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纳妾以求子嗣,非但合法,简直合情合理。《大明律》规定“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许选妾一人”,原配夫人是没有理由加以反对的,自己肚皮不争气,还想胡闹,那就是妒妇、悍妇。
    陈魁纳李氏为妾时,已经是六十二岁的老翁、两个成年儿子的父亲、还当了爷爷。这种年龄纳妾,颇有“纵欲淫逸”的嫌疑,是我们民族的淳厚风俗所不能鼓励的。我屈指一算,当陈谅之降生时,陈魁已届六十七岁高龄,真乃神奇的爸爸。
    妻妾名分不同,不可混淆。“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也”,名义上夫妻平等,夫唱妇随,所谓“死当同穴”,百年后,礼当合葬;“妾者,接也,伺人者也”,人格完全依附于丈夫。妾称丈夫为君或“家长”,称正室为“女君”,气氛宽松的家庭,也有称呼为“姐姐”的,这在惯于粉饰太平的古装戏里常见。在公婆看来,妾也许不能算儿媳妇,妻子是明媒正娶的,纳妾虽然也有婚书、契约、仪式,但毕竟是“纳”,在性质上,终归是一笔买卖。
    李氏之于陈魁是妾的身份,如果在宋代,原则上绝不能与丈夫合葬,姬妾只能另辟墓地。元代以后,稍稍网开一面,如元人赵昞《族葬图说》:“其有子之妾,又居继室之次,亦皆与夫同封”,意思是,育有子嗣的妾,可以排位在续弦的继室之后,与丈夫合葬。这种做法,本来有乖礼法,但在明清时期似乎也为许多人家所接受。如江宁景泰、成化年间的沐斌夫妇墓,初建时并列三穴,沐斌居中,先娶张氏、继娶徐氏分列左右,侧室梅氏以其子沐琮袭封黔国公爵而贵,所以死后享受“合葬祖茔”的待遇,实则在沐斌墓左侧添建一穴;嘉兴王店万历年间的李湘夫妇墓,李湘与正妻并列双室居后,妾陈氏单室墓居左侧前方,妾徐氏单室墓居右侧前方,陈氏所出的儿子李芳曾高中进士,母以子贵,故而相对于徐氏,占据左侧的尊位。当然,在江浙地区的历年考古工作中,姬妾合葬的墓例数量并不很多,而且多出于“母以子贵”的殊遇。
    李氏的墓志,由她的亲生儿子陈谅之执笔。墓志的写法耐人寻味。李氏虽为传主,但其事迹,在志文中一笔带过,几乎没有正面描述,更多的篇幅倒用来追述嫡母汤氏的妇德。在陈魁及其正妻汤氏相继去世后,“妣(李氏)及谅之失怙恃,赖孟兄(陈行之)存恤”,聊以为生。
    侧室与庶出子,地位卑微,人格依附于主人。男女主人双亡后,仍不能独立,在家庭生活中,庶母与庶出子的人格关系竟然还要依附于嫡长子。宁波方言骂人曰“小娘生的”,表示对他人的羞辱与蔑视。
    李氏去世后,“安厝于邑之十六都吹台乡之原,从先兆也”。据考古揭示,实为另建一独立墓室,附葬于陈魁的东北角。如果李氏不曾生子,或者儿子不争气(陈谅之当时已是生员),恐怕她是无缘埋入家族墓地,并紧邻主人身旁。明代温州永嘉人、嘉靖八年进士项乔《项氏家训》规定:“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当祀之私室。若嫡母无子,而庶母之子主祭祀,亦当附嫡母之侧”。也许因为当时嫡母之子陈行之已经亡故,庶出子陈谅之当家“主祭祀”的缘故,李氏才得以祔葬丈夫身旁。
    南宋权相史弥远,也是庶出子,生母周氏葬于鄞县福泉山王坟畈,距离史弥远生父史浩墓甚远,生子显贵如此,也无法改变庶母的名分。南宋时期“母子合葬”例子,通常也只限于庶出子与生母之间,除了母子情深,主要原因是身为“侧室”,无缘葬身家族墓地的中心区域。处州丽水县出土南宋《王琮生母潘氏墓志》,潘氏弥留之际,与王琮约定“生与吾儿相依,死而同葬,勿相违也”,正是庶母与儿子的对话,其情可悯。相较之下,明代永嘉李氏的待遇,堪称礼遇。
    妾,人身依附于主人,这一点与依附于帝王的臣僚高度类同。古汉语遂将“臣妾”二字连属。傅斯年先生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傅斯年的“臣妾论”“官僚论”,痛快淋漓。如果我们无法在经济上、思想上做自己的主人,那么在生活中、工作中,遭遇一点不顺心,也就无可抱怨。别的行业不说,就说考古工作吧,一年到头,走南闯北,难免要去一些不喜欢的地方做一点不喜欢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承受的命运的一部分。郑嘉励

    附记
    明代陈魁家族墓的资料,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瓯海区博物馆《温州市瓯海区焦下明清墓发掘简报》(刘建安执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十辑,文物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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