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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济英:奉献文博 风范长存

来源:浙江文物网 作者:  时间:2018-07-26

    6月5日,我翻开当天的《钱江晚报》,获悉:“浙江省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汪济英昨晨去世,享年91岁。”汪济英为浙江文博事业“打杂”了半个多世纪,在我省文博界有很高的声望,人们叫他汪老师,也有人尊称他为“汪公”。他的去世,是浙江文博界的一大损失。
    我与汪济英同志认识于1980年。这年4月,我从浙江日报社调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人事处任干事,那时汪济英是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见人面带微笑,并习惯性地点点头,很亲切。开会发言话也不多,没有长篇开场布陈,也无过多谦词结尾。平时他说话慢悠悠的,有儒雅之风,无迂腐之气。
    1982年5月,我调任浙江省博物馆党支部副书记,跟汪济英成了朝夕相处的班子成员。汪济英长我15岁,因为共同的从军经历,我与汪济英之间心意相通,很有共同语言。
    汪济英曾对我说,他家庭成分是地主,但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没多少日子。因他妈生他时没有奶水,他就被寄养在乳母家,跟着乳母生活到11岁,放牛割草上小学。之后,先到衢州中学读初中,后来远离家乡到安徽中学读高中,再后来就参军了。他说,地主家庭成分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申请入党一再受挫。我很理解,因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因父母参加地下党,拿出家产资助革命,卖了不少田地,否则我家也够地主了。我对汪济英同志说,现在我们都是处级干部了,组织上还是实事求是的,没亏待我们,没入党照样可以为党工作。我又说,你上过战场打过仗,还立了功。我当兵17年,评上五好战士、技术能手、神炮手,但没有立过功,你比我强多了。汪济英笑说,和平年代立功难,战场上立一等功、特等功才算功,三等功多的是,不值一提。
    汪济英转业到省文管会之初,因不太习惯地方机关工作,曾打报告要求回部队。高中毕业的汪济英是当时稀缺人才,省文管会当然不放他走。部队锻炼了他很强的组织纪律性,既然革命工作需要他留下,就安下心来,认真做好领导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 
    1954年,汪济英参加了浙江大学建设工地古墓群的抢救性清理工作。1955年,参加华东文物工作队支援河南郑州考古发掘工作。这年夏天,作为文化部和北大联合举办的考古培训班学员,汪济英参加了郑州二里岗遗址和墓葬发掘工作。冬天,汪济英主持了良渚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写了《良渚黑陶又一次重要发现》《良渚长纹黑陶遗址清理工作概况》等文章。
    汪济英还主持了浙江省文物分布情况的调查,首次在钱塘江南岸的上虞、余姚发现古文化遗址,他在《钱塘江流域五个县的几处古遗址的初步调查》中描述了余姚茅湖遗址具有良渚文化特征,为良渚文化向南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1956年至1959年,汪济英重点调查了湖州、嘉兴地区的遗址分布,主持了钱三漾、邱城、昆山、马家浜、彭城等发掘工作。1959年,汪济英在长兴做文物调查时,征集到西周钟、铜簋各一件,这是两件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青铜器。论文发表后,被国内外学者在著作中多次引用。
    1959年下半年,汪济英为筹办国庆十周年书画展加班加点,精心挑选展品,很短时间内就将展览成功面世,圆满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此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变为藏品管理。在沙孟海、朱家济、郦承铨等先生指导下,汪济英沉在库房里,很快熟悉了馆藏文物。
    1962年,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合并,汪济英负责建立陶瓷标本库房陈列,同时参加革命文物、黄宾虹遗作整理;参加战备文物挑选、登记、装箱工作;还负责阶级教育展览第三部分的展品征集、文字说明的编写和展品保管工作。
    1971年以来,汪济英主持的陈列展览有二十多项,主要有:《出土文物展览》《浙江青瓷展览》《古代绘画展览》《古代书法展览》《流散文物展览》《杭州史迹陈列》《河姆渡文化陈列》《黄宾虹作品展览》《沙孟海父子书画展览》等。每一个陈列展览,汪济英都非常上心,亲自撰写陈列大纲,挑选陈列展品,编写展品说明,指导形式设计,现场指挥布展,力求做成精品。
    1973年夏,汪济英主持余姚河姆渡遗址试掘,试掘结果《浙江日报》作了报道,当年引起了轰动。他先后到萧山、绍兴、上虞、德清、金华、温州、临海等地调查古窑址,并做深入研究,为后来发现越窑、德清窑密集窑群奠定了基础。此外,汪济英还主持了杭州郊坛下南宋官窑、泰顺窑址的发掘。
    据我了解,汪济英对书画、陶瓷器、青铜器、玉石杂件都有研究,有很高的专业鉴赏水平,被选任为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他为全省地市县文物部门收藏品做文物鉴定、为出口古物做文物鉴定,至今没发现差错。
    汪济英为人聪明,且勤奋好学,1956年至1958年他在省中苏友协夜校进修俄语。他自学英语,能借助词典笔译文博专业文章。而在工作过程中,他一边整理藏品,一边读书,孜孜不倦学习书画鉴定,并将学习心得整理成《顾诗》《顾船》《王守仁中手行书诗翰卷小考》《忠义堂帖考》等文章。
    汪济英就是这样的人,只要工作需要,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爱一行,将文博工作中的田野考古、藏品管理、陈列展览、文物鉴定、行政管理干了个遍,样样干得风生水起。在我眼里,他是了不起的文博通才。
    1984年7月,我调任新建立的浙江自然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这样,我与汪济英就分开了。初时,自然博物馆以西泠桥头的杜庄为家,分家的兄弟俩是鸡犬之声相闻的近邻。浙江自然馆搬到教工路后,兄弟间往来就不方便了,但我和汪济英的见面机会还是很多的。
    1987年11月,汪济英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工作业绩,在首次浙江文博职称评定中毫无悬念地评上了副研究馆员。我祝贺他时,他却皱眉头说,评职称有利有弊,对提高干部职工钻研业务积极性有好处,但对工作中的团结协作可能会有副作用。汪济英遇事,总是从有利于工作的角度出发。
    1995年3月,我调到省文物局博物馆处任处长。工作中,我曾多次请汪济英“出山”,如去文博干部业务培训班授课,担任十佳讲解员比赛评选组评委,或到市县鉴定馆藏文物,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但老板收藏古董请他出马鉴定,不论出多高酬金,他都不为所动,一概拒绝。
    汪济英家正堂挂着一幅字,是沙孟海先生的书法——于谦的《石灰吟》。汪先生说,他最佩服于谦的人品气节。这份气节,也留在了他的生命里,凡事让三分,从不与人争高低;“我还是想做学问,孤零零也不要紧。”他如是说。
    汪济英走了,遵照他的遗愿,不开遗体告别会。
    汪济英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在我心!  梅可锐

    汪济英(1928年1月—2018年6月),开化县马余区徐塘口村人。1949年高中毕业,在安徽屯溪考入解放军十二军军政干校,加入革命队伍;先后任学员、事务长、文化教员。1951年入朝参加抗美援朝,在第五次战役中荣立三等功;1952年回国。1953年从浙江省军区训练团转业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71年调入浙江省博物馆,历任历史部主任、副馆长。1991年被评为文博研究馆员,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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